“一刀切”的压力，来自于《大气十条》里2017年的终期考核。

对于完成大气十条考核的说法，潘井泉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河北重典治理雾霾）不能理解成政府是为了完成指标而出台政策。指标只是上层考核的一种方式。”

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所所长王灿发对时代周报记者说：“治理当下的雾霾问题，可以用重典。核心在于如何去落实政策与法规。以后不仅需要对污染排放者的监督，还需要对环境监督者的监督，要让老百姓都参与到环保监督中来。”

潘井泉表示今年治理雾霾有两个难点。他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道：“第一，今年河北的地面排放源依然较大。其次，今年是2012年以来河北冬季散霾气象条件最差的一年，静风天气少，不利于雾霾排放。”

在石家庄市环保系统利剑斩污行动动员大会上，石家庄市环保局局长王华平明确提出执法监管要“毫不留情”。

对于石家庄的药企来说，停产确实“毫不留情”。据石家庄官方统计，自18日起，6天时间，由于采取限停产措施，企业生产经营受到了不同程度影响，不计停产和复产启动形成的损失，6天直接经济损失总产值减少60.3亿元，利润减少6.2亿元，税金减少2.2亿元。

不少媒体与专家都提到了“一刀切”。王灿发对时代周报记者解释：“此次河北公布的是政府调度令，政府是有紧急情况下（洪灾、地震等）采取措施的权力。不管被停产的企业是否生产排放达标，全市整体的雾霾已经超标。从法律层面上，除非停产企业能证明当时的环境指标没有到预警的情况，否则政府是不必为企业的损失埋单的。”

尽管被称为“史上最严”，但像河北这样突击“重典”抗霾并非首次，“APCE蓝”“阅兵蓝”就是一直广为讨论的案例。短期高压的行政减排到底有没有效果，也一直为人讨论。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陈松蹊的《北京城区2010-2014年PM2.5污染状况研究》（以下简称《研究》）中，指出“APEC蓝”是北京及周边地区采取了极端减排措施的结果。

数据显示，APEC会议期间，北京的PM2.5平均浓度为51.5微克/立方米。低于今年前三季度北京PM2.5浓度（62微克/立方米）的数值。由此可以看出，严格的行政举措，确实在短期内取得了雾霾治理的效果。

对比来看，“最严抗霾令”也带着极强的目的性。

2014年5月，国务院发布“大气十条”考核办法，规定京津冀等地区2014-2016年度PM2.5年均浓度下降比例达到《目标责任书》核定空气质量改善目标的10%-65%，2017年度终期考核完成《目标责任书》核定PM2.5年均浓度下降目标。

如今考核终期将近，完成不了目标的省份，其负责官员都将受到问责与处罚，有“霾都”之称的石家庄无疑压力最大。

陈松蹊在《研究》里写道，“环境保护不能靠这样临时的行政干预，而是需要长期系统的减排措施和严格的监管”。今年11月8日，中国环境科学院公布的《气候变化绿皮书：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16）》（下称《气候绿皮书》）同样指出，“目前的区域治理措施仍然以行政力量为主导，对市场的调节和公众的引导不足”。

“雾霾治理问题，必须是一个全领域、全环节、全时间抓的问题。全年都要重视雾霾治理的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